张昺、谢贵入问疾，王盛夏围炉摇颤曰：“寒甚。”宫中亦杖而行。朝廷稍信之。长史葛诚密告昺、贵曰：“燕王本无恙，公等勿懈。”—《明史纪事本末·卷十六》
综合各种情况来看，朱棣在起事之时，身边确实只有八百人的王府护卫。换句话说，燕王是刀架在脖子上，不得不反。对于建文朝廷来说，他们并不在乎是先打燕王还是先打周王，也不在乎抓不抓朱棣的几个儿子，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逼燕王造反，从而师出有名。
通过上文的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燕王三护卫精锐已经脱离朱棣的掌握，北平城内亲燕王的大军则被悉数调离，朝廷空降的官员成为了军政方面的一把手。朱棣可能的突围路线上，朝廷三路大军早已在守株待兔。最有可能支援北平的齐王和代王，先期已经被剪除。辽东的辽王和宣府的谷王，开战之后就迅速撤回京师。不肯听命的宁王则被朝廷方面完全控制。甚至于燕王在七月初起兵，长兴侯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在七月中便誓师北上，说明代廷方面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
人心背向，这是战争的胜负手。
一方是准备充分，人数众多的朝廷大军，一方是仓促起兵，兵微将寡的八百壮士，为何最终却是燕王取得了胜利呢?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：
其一，燕王坐镇北平二十年，有功无过，威望崇高。
所谓的建文新政，实质是对太祖皇帝的全盘否定。新皇帝对宗室亲王的残酷手段，真的就没有人不满吗?大家所缺的，只是一根导火索而已。燕王德高望重，在军中极得人心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当“奉天靖难“的大旗立起来之后，无数的燕王旧部冒着杀头抄家的风险毅然前来追随。即使是朱棣带兵在外征战，北平城被朝廷围得水泄不通之时，城中依然秩序井然，这和日后南京被包围之时的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其二，明初亲王护卫久经战阵，战斗力彪悍无比。
朱棣是明初开国第一武臣魏国公徐达的女婿，从洪武十三年到十七年，徐达每年都有大半年的时间待在北平，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，说燕王是魏国公的亲传弟子也并无不可。至于燕王护卫，自洪武二十三年起就跟着燕王殿下讨朵颜三卫，平女真蛮夷，实战经验丰富无比。而后来归附于燕王的宁王护卫，更是以有勇有谋着称。
其三，宗室勋贵与朝廷离心离德。
建文朝廷的新政，实质上得罪了全天下的宗室和勋贵。除了宁王决定和燕王一同起事外，其他手握重兵的秦王、晋王、楚王、蜀王、肃王、庆王在整个靖难战争期间全部袖手旁观。至于勋贵之首的曹国公李景隆，更是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朱棣留在朝廷中的内奸。其实此事倒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，李景隆的夫人袁氏，是左都督袁洪的女儿。袁氏有一个兄弟，名字叫做袁容。袁容还有一个身份，他是朱棣的女婿。这样说起来，在朝廷大军本已占据上风的白沟河之战中，被一阵怪风刮断的李景隆中军帅旗，到底是天降异象，还是李景隆自己所为，真的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其四，任何的新政都需要循序渐进，一剂猛药只能适得其反。
从秦朝推行郡县制，到隋朝打压门阀，无不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了旧势力的反扑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建文君臣过于激进的新政，注定了会失败。战争期间，勋贵代表：徐达次子徐增寿，外戚代表：怀庆公主驸马王宁以及众多的内廷宦官都在为燕王传递消息。既然大部分人都希望朱允炆失败，那他最终一定会失败。
其五，辟谣朱允炆所谓的“仁慈“。
由于文官集团的话语术，一直以来朱允炆都给我们留下了仁慈的印象，比如那句着名的“毋使朕有杀叔父名“。
帝诫诸将士曰：“昔萧绎举兵入京，而令其下曰：‘一门之内，自极兵威，不祥之极。’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，务体此意，毋使朕有杀叔父名。”—《明史纪事本末·卷十六》
听上去朱允炆仿佛仁慈极了，两军对垒还要求将士不要杀害燕王。可是我们不要忘了，当初湘王被逼自尽，朱允炆可有一丝一毫后悔之意?他的湘王赐的谥号是“戾“，这可是个十足的恶谥。难道就朱棣是他朱允炆的叔父，湘王就不是吗?所谓的“毋使朕有杀叔父名“，不过是杀掉燕王的恶人你们来做，惺惺作态演戏的好人我朱允炆来做，仅此而已。
再举一个例子，朱棣还有一个女婿李让，朱允炆以他老爹李申的性命要挟李让投降。在被李让拒绝之后，建文帝毫不犹豫地就处死了李申，他还仁慈吗?
其父申，官留守左卫指挥同知。惠帝欲诱致让，曰：“让来，吾宥尔父。”让不从，力战破平安兵。帝遂杀申，籍其家，姻族皆坐死或徒边。—《明史卷一百二十一·列传第九》
从朱允炆及其幕僚对于削藩的具体部署来看，计划不可谓不周密，准备不可谓不充分。坐拥数万精锐的燕王，在朝廷的一系列举措之下，只能凭八百壮士做殊死一搏，不可谓不悲壮。
朱棣的胜利，固然有其个人的努力和运气的成分。但是通过上文的分析，笔者认为从大势上说，建文朝廷必败无疑。一场脱离时代的新政，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势力的强烈反扑。即使朱棣失败了，也会继续有新的宗室站出来反抗，朱允炆这一仗，终究是难以取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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